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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黄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
1991年，美国一家报纸列出了15种代表当时科技前沿的电子产品：个人立体声音箱、AM/FM收音机、电话答录机、超薄计算器、可移动式CD机、家用录像机、移动蜂窝电话……购买这些设备总共需要花费1455.82美元。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些产品的功能几乎都可以通过一台几百美元的智能手机，搭配一些免费或低成本的应用程序轻松实现。
作为一名数字经济的研究者，我常常思考：这个案例仅仅是科技发展的缩影，还是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经济现象？当苹果造出手机让诺基亚黯然退场，当谷歌和百度涉足自动驾驶与传统车企同台竞技，当微信集通信、支付、内容于一身让电信运营商和传统媒体感受切肤之痛，我们究竟在见证什么？
拙著《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思考。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为读者绘制一幅理解数字经济肌理的思想地图，清晰回答：这场变革究竟如何发生？它创造了什么，又破坏了什么？数字经济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我们又该如何准确测量一个边界持续模糊的经济形态？
两种融合：理解数字经济的钥匙
书中区分了两种本质不同的产业融合。第一种是“技术层面的融合”。如同历史上蒸汽机、电力被各行各业采用以提高效率一样，信息技术作为通用工具，赋能传统产业，制造业的数字化生产线、企业的ERP系统、财务软件等皆属此类。在这种融合中，信息技术企业与传统产业是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带来的是经济增量。这是工业经济时期就存在的“旧”融合模式。
第二种是“市场层面的融合”。这才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融合特征。信息技术企业不再仅仅是“工具提供商”，而是直接进入传统行业，提供具有替代性的产品或服务。它们与原有产业的企业成为直接竞争对手，通过新产品和新服务对传统产业形成挤出和破坏。这种融合体现了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是理解数字经济独特性的关键。
三大领域：产业融合的深度解剖
信息技术通过改变“计算方式”与“通信方式”这两个维度，对传媒与通信、商业贸易、制造业三个领域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在传媒与通信领域，互联网从一种通信方式演变为包容一切的媒体平台。电子邮件替代了传统信件，即时通信软件替代了短信和部分语音通话，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替代了传统编辑对信息的筛选。数据清晰地展示了这一替代过程：2023年，中国即时通信软件的短信发送量是电信部门短信发送量的近50倍；互联网渠道的广告收入早在2019年就超过了广播、电视、纸质媒体的总和。更重要的是，这种变革不只是渠道的更替，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信息茧房”的形成、算法推荐带来的偏见、社交网络对人际关系的重塑，这些现象的背后，正是传媒与通信产业深度融合的后果。
在商业贸易领域，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产业融合最直观的体现。书中提出了“三流分离”的理论框架，信息技术介入后，传统交易中捆绑在一起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可以在时空上分离，商品的流动由信息牵引，信息效率决定了物流和资金流的效率。这一分离催生了无数创新：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解决了陌生人交易的信任问题；前置仓、即时零售改变了商业的地理分布；搜索引擎和推荐算法让信息匹配更加智能。研究发现，互联网甚至改变了城市的经济地理——那些曾经因位置不佳而被忽视的“弱势区位”（如小区底商、深巷小店），因数字口碑的传播而获得新生。
在制造业领域，信息技术的融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从根本上重塑了产品形态。比如：汽车电子成本占整车成本的比例，从2000年的18%预计将升至2030年的45%。特斯拉的“软件定义汽车”、智能手机对众多传统电子产品的“功能替代”，都体现了信息技术企业如何从提供生产工具，演变为直接提供具有相同功能的替代性产品。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是，当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后，信息技术企业将主导许多传统产品的数字改造，从而引发“产品替代型融合”。
双重核算：如何衡量看不见的增长
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如此深刻，但我们常用的经济统计指标——GDP，却似乎难以捕捉这种变化。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曾发出著名的“索洛悖论”：“计算机随处可见，除了在生产率的统计中。”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拙著直面这一难题，提出了“双重核算”框架，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两部分：一是由信息技术直接创造的“创新型数字经济”（如电商、流媒体、软件服务等），这可以通过扩展传统统计分类来衡量；二是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所带来的“效率型数字经济”，这部分“隐藏”在传统产业的增长中，需要借助增长核算的方法来分解。
基于这一框架，对中美两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精细测算和对比。结果显示，2018年美国创新型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9.32%，中国为6.03%；但若加上效率型数字经济，两国的数字经济总规模都达到GDP的20%左右。更重要的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效率型数字经济的比重都高于创新型数字经济。这意味着，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潜移默化地改造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实远大于那些引人注目的新业态。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当我们谈论数字经济发展时，不能只关注那些“耀眼”的互联网平台，更要重视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渗透和改造。后者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是数字经济最深厚的根基。
然而，测量数字经济，不能只看它创造了什么，还要直面它破坏了什么。旅行社从1975年的4.5万家增至2000年的12.4万家，此后因在线预订平台的冲击快速萎缩，2001年一年内就有10%的旅行社消失。美国报纸总收入在2008至2018年间从477亿美元跌至143亿美元，跌幅近70%。这些数字背后是真实的产业萎缩和就业流失。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是财富分配，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自动化水平、强化平台“赢家通吃”效应，加剧了就业岗位的两极分化，中层白领和蓝领的重复性工作被自动化替代，社会财富向少数大型平台集中。数字经济的“创造性”与“破坏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完整理解这两面，才能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
理解变革，迎接未来
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大门，数字革命正在为我们展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对新技术的拥抱，更是对变革逻辑的深入理解。本书试图提供的，正是一套帮助读者看清这场变革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产业融合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其内在规律。融合带来创造与破坏，两者不可分割。理解和规范这场变革，需要与时俱进的工具，更需要对根本原则的坚守。
今天，人工智能浪潮正再次冲击产业边界，大模型企业正在复制信息技术企业当年的路径，进入医疗、法律、教育、金融等几乎所有专业服务领域。产业融合的故事远未结束。理解它的内在规律，远比预测它的具体结果更有价值——因为规律是不变的，而结果永远出乎意料。
（本文为《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导读，作者黄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服务经济与互联网发展研究室副主任股票实盘配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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