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姝楠
编辑｜珍妮
1
在博士申请时，我的考量简单得近乎天真：我只想去一个足够好的城市，拿一份丰厚的全奖，然后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学习。至于学校排名，只要还不错便可；而导师是谁，我更未多花心思斟酌。那时我单纯迷恋做学术那种与阅读和思考共生的生活，一种以文字呼吸的存在方式。它教我剥开日常的表皮，看清底下盘错的根脉。这是一种私密的、近乎固执的快乐：我思考，故我变得锋利。
2018年，二十五岁的我搬到美国波士顿，开始社科博士的求学生涯，研究我感兴趣的和“流动性”相关的一切：人群的迁徙、观念的流变、身份在位移中的震颤与重塑。
波士顿是欧洲殖民者最早登陆的城市，如今被视为美国文化与教育的中心。
它智性而精英，带着某种不动声色的势利。漫步剑桥区域，常见身穿lululemon、身材姣好的白人男女沿河跑步，姿态从容如这座城市从不怀疑自己的优越。夏日傍晚，查尔斯河映照着靛蓝天光与湖面零星的皮划艇，一切宁静得像世界的尽头已然在此。战争、饥饿与贫困，在这里只是课堂上高谈阔论的议题，难以真正映照进现实。
展开剩余96%博一时，我对所谓的研究只有一个模糊的感知。我按部就班地跟着博士课程上课，一行一行地啃那些抽象而坚硬的社会理论，一页一页地练习如何快速翻阅、提炼、总结文本。课堂发言始终是我紧张的环节。我会不自觉地环视四周，默数每个人的发言次数。当发现大家都说了两三次，而我却一次还未开口，手心就开始微微发汗。我在心里催促自己：快说话，随便说点什么，你并不是没有想法。我尤其羡慕那些甚至不用举手，只凭突然提高音量就直接插入讨论的人。他们的声音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占领感，这时我怯怯举起的手，总像透明一般，被他们有力的声浪自然而然地略过。
择校时任性轻率的代价也在一点点浮现。最初分配给我的导师是一位德国白人女性，年近五十。她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身材高挑清瘦，面容轮廓清晰而方正，一头干练的短发搭配黑色边框眼镜。博士申请时，她面试了我，并对我表示出明显的青睐。她身上散发着一种“酷”的女权主义者气质——穿皮夹克，佩戴硕大的鹅黄色不规则形状耳环。我常在教学楼下遇见她单手抽烟，烟雾缭绕中，你仿佛能瞥见她深邃的眼神，像冬日的湖面，寂静之下暗流涌动。
她专注于发达国家女性的职场平等权益，而对我这样来自中国的学生而言，这类议题总带着几分“第一世界问题”的疏离感。我们的交流永远是友好而浅薄的，像在一层玻璃后说话，听得见，却触不到。我们彼此点头、微笑，话语在空气中礼貌地碰撞，却从未真正落入对方的土壤。
第二位导师是一位在美国加州长大的白人女性，年近六十，中等身材，留着薄薄的空气刘海。她那头卷曲的长发随着年岁增长逐渐褪色，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浅黄。她身上带着加州人特有的松散随意，甚至有些漫不经心——总是穿着最基础的纯色T恤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她是个彻底的环保主义者。即使在波士顿零下十度的寒冬，她也会戴着厚手套和头盔，迎着凛冽的风骑四十分钟自行车来学校上课。她自称是中国专家。
她的第一本书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题是关于北京五星级酒店里的中国服务员。她的研究总带着一种布满灰尘的旧胶片感，像在放映一卷上世纪的纪录片。画面里，人们穿着整齐划一的蓝色制服，面容拘谨而谦卑，五星级酒店被当作现代化与开放的象征，仿佛走进去就能触碰到世界的脉动。然而在二零二零年代的今天，这样的研究只让人感到时代的列车早已呼啸而过，只剩下一截被遗弃在月台上的锈蚀铁轨。她已经快十年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与我讨论如何书写中国故事时，她的话语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确信，仿佛中国仍是她们书架上那本蒙尘的旧作，从未改变，也无需重新理解。
这样的学术指导和训练，真的值得我付出人生中最黄金的七年吗？我渴望一个真正懂我的学者，她能与我并肩站立，一同凝视眼前这混沌，流动，充满歧义与误解的现实。她不必给我答案，但要点亮一种目光——一种能穿透表象、逼近内核的锐利，让我心驰神往地去追随，去成为。
2
接着新冠疫情来了。博士的学习生活日益变成困在家里的一套机械流程，我不再区分今天和昨天，也不期待明天。天空偶尔微调色温，时间就像一场无人喊停的长镜头。在等待疫情过去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在拼命抓住些什么，像是给自己织一张不会坠落的网。有人去领养狗，有人依赖伴侣。波士顿的流浪猫狗救助所收养名单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像是人们集体写下的一份孤独的备忘录。
新闻里播报中国政府决定解除清零政策时，那感觉就像在冬日冰封的山脚下，突然涌出一脉温热的泉水——缓慢，却不容置疑地开始消融这三年的冰层。是时候重新思考和开展我的研究了。那三年被冻结的时间在我的骨头里留下了冰冷的痕迹，我必须用行动把它们烫平。我强迫自己扑向田野，像扑向一个救生筏。
田野是质性研究者的生命线，它把你从书房里拽出来。你去听，去看，去闻—— 那些你不曾真正理解的汗味，争吵和沉默。它撕碎你那些漂亮理论，让你摸到生活的粗糙内核，并在那里破碎。真正的知识从你沾了泥的鞋底里渗进来，从你访谈时指尖的颤抖中传递出来，从你在深夜辗转反侧里冒出来，最后， 你终于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认知。
然而，三年未曾回国，我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感到一种熟悉的陌生。一次和朋友骑共享单车，我愣在路边，反复摸索却找不到关锁的按钮还不好意思问，朋友在一旁看着，终于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三年没回来，人都懵了啊。” 我挤出笑容，指甲却悄悄掐进了掌心。而我更加无措的，是如何再次“进入”这片土地。远在美国的导师与同侪无法伸手牵引我，国内的世界，明明流着我的母语，却像一片我本该熟悉却实际早已疏离的新大陆。
三年的断层蚕食了我多数的旧日联络。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于是我逼迫自己：撕开所有舒适区，近乎凶狠地拓展社交网络；动用一切可用的社交途径，认识新人。我规定自己每周必须参加两场与我博士论文研究产业相关的行业聚会，每场至少添加十个人的微信；我要求我主动与每一个陌生人交谈，事后再一个个单独约见。我鲁莽的激进很幸运地带来了回响。行业媒体注意到了我，他们报道了我的研究，为我贴上各种标签。突然之间，许多人主动找到我，我的访谈名单迅速膨胀，我甚至开始应接不暇。
3
我通过视频通话把我在田野里的小胜利给远在美国的盈分享，盈在美国东部一州立大学任教。隔着屏幕，隔着十二小时的时差，我的声音里藏着一丝努力遏制的炫耀。镜头那端，她坐在大学办公室的书堆中间，背后的国风老虎在像素化的画面中泛着模糊的轮廓。她手指向那幅画，声音低沉却不容置疑：“好多来我办公室的人看到这幅画都以为这是猫。”停顿像一道缝隙，而后她斩钉截铁地落下：“可我告诉他们，这是老虎。”——仿佛那头猛兽真能护住她不容侵犯的疆界。那边的阳光正照在她圆润的脸上，为那副黑框眼镜镀上一层光晕。这光晕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在波士顿见面的场景。
那时，我和盈作为观众参加同一场研讨会。我在会上提了问，会后，她主动来找我聊天。盈微胖，四十岁出头的年纪，身穿一件宽松得看不见任何腰身的棉麻上衣，圆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紧紧束在脑后，额前显露出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像被岁月和思虑一再推后的岸线。
我们发现彼此都对北美华裔的困境着迷。后来她来波士顿开会时，主动约我吃饭。盈几乎从不涂抹脂粉，后来我们一同去见重要的受访人，她也只是极淡地抹一层口红，草草勾几下眉——如同她早已决心要让自己的外表尽可能褪去性别痕迹。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她拒绝被“女学者”的标签所束缚，她要的是“学者”二字的完整重量，因此她也刻意剥除了外形上一切可被归为“女性”的符号，仿佛那样才能逼近她想要的纯粹。
那家餐厅灯光黯淡，盈却在那片昏黄中愈发明亮。她谈她十年来的研究，谈她作为一个亚裔女性学者在美国学界如履薄冰的处境。
“我想写出真实的中国，不是被他们污名化的那个。”她语气平静，手指无意识地轻叩桌面，“但在这里，如果你不按他们想要的叙事写，就没人听你说话。”
她突然笑起来，说写那本书让她胖了二十磅，“疫情把我锁在家里，唯一出门的理由，就是拿外卖。”而那本由美国顶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最终成为她学术履历里最亮眼的一笔——她凭它拿下终身教职。
她的话把我点燃，我和她一样，早已厌倦了美国主流叙事中那种刻板而充满敌意的中国想象，也深切体会过身为亚裔女性在学界所遭遇的隐形与失语。虽是初次见面，我们却仿佛同时穿过浓雾，在模糊的风景里清晰地认出了对方的模样。
她看起来那么成熟、那么成功，我想。四十岁，几家顶尖期刊的编辑，二十多篇论文，还有一本美国知名大学出版社的专著。而我，却仍在为首篇论文的诞生而挣扎，如同一个在暗室中冲洗底片的人，迟迟等不到影像浮现。她这样的人，竟俯身靠近我，请我吃饭，还坦诚地向我展露她的脆弱与思考。这让我胸口发热。我努力倾听，也向她摊开我在美国田野中捡拾的碎片。
交谈中，盈向我递出一个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合作写一个书籍章节？到了我这个位置，这种机会很多，”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递过来一杯水，“但书籍章节在学术衡量中几乎无足轻重，至多只是简历中的一行小字。” 而我，那时什么发表都没有，绝望地抓住每一根抛向我的稻草——有总比没有好，哪怕是这不被看重的一章，哪怕它更属于盈的领域、与我的研究方向并无多大交集，可我太需要让自己的名字被看见，哪怕只是角落。
我立马表示我感兴趣。盈接着说，“我听了你讲你的田野素材有个大概的理解。我们可以找个角度，看看还需要补充什么，我可以再展开些访谈。这篇书籍章节要求五千到七千字，我们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再基于这个书籍章节写篇期刊文章。当然期刊文章可以未来再看，看我们到时候的时间精力” 我立马回应，“我觉得很好呀，还是期刊文章更有分量。” 盈看着我说，“亚裔女性学者，该彼此扶持。” 后来我们通了一次电话，初步交换了关于章节的想法。
我从未忘记她说的亚裔女性学者应该彼此扶持。尽管我们切入的视角并不相同，却都关注同一片产业。所以，我在国内的田野终于破开坚冰时，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她。那时我的访谈者已经多到晕眩，我向她罗列所有见闻与收获，像捧出沉甸甸的、还沾着泥土的麦穗。她听完，安静地回复：“你很棒，我真高兴你在国内进展得这么顺利。” 然后我向她发出邀请，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动：“如果您暑假有空，可以来和我一起做两周田野。”
她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并表示感谢。她说我的田野资源十分难得，感谢我愿意分享。而我向她开放那些联系方式、那些反复拜访才换来的信任、那些唯有亲身浸入才能获取的入场资格时，并没有犹豫。正如她所说，亚裔女性学者，应当互帮互助。我也对此深信不疑。
那是我第一次决定在国内做深度调查，我告诉自己，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我们可以互相照应，分享每天的发现，让孤独的田野调查做得更有趣。但在我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似乎有更宏大的渴望。
虽然因为热爱思辨阅读走上学术的道路，但摸爬滚打几年后我也看到学术界的残酷逻辑：能否在美国找到教职并不取决于你思想的深度，更在于你的肤色，你让人肃然起敬的发表记录，你导师的名望，你毕业学校的排名，以及你能否应景顺从地贴合学科范式主流书写。更直白地说——它取决于你的名字是否被看见。当时，盈已经建立起她的学术堡垒，她的名字在顶尖期刊间流传，她的专著被摆在美国顶尖大学出版社的书架上。而我，还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与如此成功的学者合作田野，不就是最现成的捷径吗？
但没想到，两年过后，我会后悔自己提出的这份邀约。
4
我与盈共同的田野，像一场精心策划的突袭，高效而迅猛。
我将行业中所有相关人士的背景、联系方式、访谈地点整理成一张详细的Excel表格，方便盈查看安排。我负责联络、确定时间、商榷地点，负责叫车，催促她动身，确保我们从不迟到。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结识的最敏锐、最具洞见的访谈者都推到她面前，我们一同前往。盈借助我铺设好的人脉网络，以每天两三场访谈的速度推进；而我成为她的助手。我觉得我时而是合作伙伴，时而又像是她的私人助理。
酷热的七月，盈因体型缘故，稍走几步便大汗淋漓。我看着她停在路边，胸口剧烈起伏，汗水从额角不断滚落，浸湿了她素色的衣领。我备好小风扇递给她，站在一旁默默等她恢复体力后再继续。盈是讲求效率、善于规划的人，她所理想的田野或许正是如此：一切井然有序，访谈对象早已备好，地点明确，每天稳定地完成两到三个高质量对话。她沉浸于这样的节奏，仿佛这一切本就应该如此顺畅。
但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触碰到访谈者漂泊中的内心世界——那些细微的颤动、私密的坦白，只会在独处的时刻悄然浮现。当两名研究者同时坐到对面，他们便开始闪躲，用场面话将自己层层包裹。
更让我无措的是，尽管我们研究同一产业，关注的角度却完全不同。我想追问个体的犹豫、失望与顿挫，盈却更关心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整。于是访谈常常演变成一场无声的争夺，我们争相提问，仿佛谁先问出，谁就能先一步摸索真相。我们都是对自己研究方向如此确信的女研究者，而被访者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通常，我会先让步，一种深植于体内的学生般的顺从自然而然地掌控了我。每当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发问，我便退入沉默，仿佛我的角色早已被预先设定好——我只是那个负责记录的人，笔尖在纸上滑动，试图抓住她话语中飘落的碎片。她问尽了，转头看我，目光里带着一种程式化的询问：“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而我的思绪早已在她冗长的论述中被碾碎，那些原本在唇边跃动的问题，此刻已溃散得无法拼凑。我只好勉强提出一两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草草收场。结束后她感叹：“两个人做田野真好，我看到你在记录，我就可以更专注地问了。分工果然高效。”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习惯的田野不是这样的。我要的是反复进入，是慢慢成为对方生活中一个不必设防的存在。我要听见真话，那些藏在漂泊、不安之下的真话。所以我从不计划，我跟随直觉，放任偶然，任由那些不期而遇的线索带着我走。我会停滞，也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通透——像脉搏在沉默中突然找到节奏。这过程本该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而盈的方式，像一张排班表，清晰、可控。她从中获得安心，每天结束时数着又完成了几个访谈，像会计核对账目般逐笔清点，觉得踏实、充实。但我真的需要这种效率吗？后来，在写论文的那些漫长日子里，我一次次重读当时的记录，总觉得它们既单薄又陌生，像被漂白过一样，失去了我独有的味道，令我进退两难。
那几周我们住在同一家酒店，她替我支付了酒店费用，作为对我提供田野资源的感谢，这让她安心。随后她提议，既然我们共同积累了二十多个访谈，不如合作撰写两篇文章——至于写什么、如何写，都有待未来讨论，但她强调“公平”：我们可以轮流担任第一作者。我们都点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我们都满意的安排。她还透露，自己作为某顶尖期刊的编辑，可以组织一期特刊，将我们的论文纳入其中。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件早已安排妥当的事。
盈的声音平稳，她提出的计划听起来可行公正，那两篇许诺中的论文在我眼前晃动，如同饥饿时瞥见的食物。我站在学术的迷雾里太久，几乎要迷失，而她的出现，像一道突然照进来的光——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出路，但我已忍不住向它靠近。
这个模糊勾勒的明天让我可以咽下田野里的微小不适。我们一起做访谈时，她时不时会这样介绍我：“我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楠是我的学生。”可这不是事实，我们只是恰巧研究同一话题，而我是博士生，从来不是她的学生。她或许以为这样的说法显得亲近，对我却成了一种微妙的尴尬。她话音一落，访谈者的目光便自然聚焦于她，只有偶尔才瞥向我这一边。我突然变得像空气，而她，显然很享受这种被全然注视的感觉。
可我从未向她提起我的不适，哪怕她一再强调：“我是个直率的人，曾经也被导师剥削过，所以我特别在意公平。你若觉得有任何不舒服或者我处理得不好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她说这些话时总是直视着我的眼睛，语气恳切得让人无法质疑。
我开始在夜里反复咀嚼这些话，它们太光滑了，像被海水磨去所有棱角的石头，捏在手里找不到一丝可质疑的缝隙。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感知——是不是我太敏感？太计较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我尝试为她寻找理由：或许她是为了凸显我们之间的亲密。毕竟她给了我这么多：酒店的安稳、合作的承诺、特刊的希望——这些馈赠一件件叠加，在我眼前形成一道厚重的滤镜，让我主动去忽略那些细微的不适与不安。
我害怕一旦开口，就会打破这脆弱的平衡。我害怕自己成为那个不知感恩的人，那个亲手撕裂这一切的人。
5
那两三周的田野将我们迅速拉近。我们挤在地铁车厢摇晃的扶手旁，肩贴着肩随车身摆动；我们陷进出租车后座发旧的皮革褶皱里，窗外城市流动如模糊的水彩；我们在公交站台不停张望，鞋底摩擦着地面，仿佛焦虑也有了声音。
她去看望城中亲戚时，开始自然而然地带上我。后来索性让我住进她一位亲戚闲置的房子里——确实，这样省下了我们不少开支。不知不觉间，我们之间逐渐滋生某种密不可分的协作感，几乎像共生。采访疲惫之余，我们会一起出门消遣。盈对小动物有着近乎执着的喜爱，经常叫我一起去猫咖，甚至不嫌远地打车去郊区农场，就为摸一摸羊驼。
某个傍晚，她抱回一只流浪猫。只因为她给了它一小瓣儿月饼，那只小黑猫就摇着尾巴屁颠颠地一路跟她上了楼。那是只才三个月大，饿的皮包骨头的小猫，但异常活跃，自己跟路边的青草也能玩半天的捉迷藏。她心一软，把它抱了回来，说难得见到流浪猫这么粘人没有戒备的，稍微给点吃的，就在你身边打鼾入睡。
我没有强烈反对，却也没有附议。她便开始说服我：“你可以一直养它呀，这房子你也可以继续住，反正我亲戚空着也是空着，不会租给别人的。”她接着说，“它一定是只好猫。你会明白的，有猫以后，整个生活都会不一样的。”那些天，她每晚临睡前都要看好多猫咪视频，仿佛能缓解她对远在大洋彼岸的自己猫咪的思念。
而我向来不擅长拒绝。最终我依从了她的意思，将猫留了下来。有时我竟错觉我们之间生出某种近乎家庭的东西。我的田野被撕开一道口子，不再是纯粹的观察与记录，而是被疫苗、体外驱虫和反复的医院往返填满。她总是主动背起猫包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像被这些琐碎强制绑在一起的同谋。生活确实变得重了，却又在某些时刻莫名地轻省——两个人分担，就连沉默也成了陪伴。哪怕只是穿过街道，我也知道，身后多了一双眼睛。
当闷热的夏季逐渐转为落叶纷飞的秋天，盈结束了在国内的调研，准备返回美国迎接新学期。我自知无法独自承担养猫的责任，临行前，我和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领养信息，仔细筛选后，最终选择了一对刚购置新房的新婚夫妇作为小黑猫的新主人。他们拥有体制内稳定的工作，宽敞明亮的两室两厅和封闭阳台，对迎接小黑猫成为家庭新成员充满期待。尽管只养了两周，盈却以近乎一辈子的决心为它备齐了一切，零零总总加起来也有大几千。送出时，她不免为当时的冲动消费感到些许心疼，却也只是淡淡地说：“我们从路边捡了它，若留在野外，恐怕很难熬过这个冬天——就当是捡回一条命，积攒些福报吧。”
6
之后，我和盈之间的联系因为彼此的繁忙稀释得单薄。合作像一条细线，勉强系住我们各自的节奏。
盈提议从我们合写的那个书籍章节开始。那时我已经完成了田野调查，而她对这个领域的感知，大多还停留在那个夏天我们一同奔波访谈的片段里。她提议让我来主笔这个章节，也自然让我做这个书籍章节的一作，她做二作。我接受了，并未察觉有何不妥。我们粗略地讨论了框架与思路后，之后我便彻底沉入写作。三个月，六千字，我从头构建逻辑、调动案例、展开论证——像独自拉起一张网，每一个绳结都得亲手系紧。初稿发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回音。她正忙于各地巡讲她的书，我的稿件被搁置在邮箱深处，仿佛沉入一片忙碌的寂静。
几周后，她终于发来回复。她说，“你这个论点抓得很好”，语调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随后她提出几处结构调整，建议明确却节制，像是不愿过度侵入我的字句，也或许她对我主笔的故事的确生疏，难以深涉。我按照她的意见修改之后，她只做了一些轻微的调整，稿子就这样交了出去。整段合作之中，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生成的劳动，而她，只是提了些口头意见在最后一轮做了些语言上的修改。也许第一作者本该如此，我对自己说，却无法忽略心底那一丝被寂静放大的荒凉。
聊到合作事宜的时候，我们总会不知不觉滑向彼此的生活。她向我倾倒苦水，说起那些令她沮丧的琐碎。中秋节那天，她特意带了一盒月饼去课堂，本想给那些外国孩子讲讲中国的节日。可她任教的那所州立大学位置偏僻，教室里坐的几乎清一色白人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显露出一种近乎惰性的漠然。最后，那一盒精心准备的月饼，只有一两个孩子愿意尝一口。油光锃亮的酥皮和甜腻的莲蓉馅被冷落在讲台上，像一句未被接收的告白。她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几乎变成自语：“才这么几年……原来连普通人都能摸到中美之间的温度变了。”
她同样厌倦了那些每日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高声宣传的新书讲座。她录播客，邀朋友写书评，独自穿梭于各个高校之间，像推销员一般推广自己的著作。“我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她说。但结果如何，却只有她自己清楚。她不止一次向我提起，身为亚裔女性学者，艰难仿佛是刻在命运里的印记。这种艰难渗透在每一个缝隙：她必须花费成倍的时间打磨每一场讲稿，只为弥补非母语者与生俱来的言辞隔阂；州立大学提供的资助永远有限，她不得不自掏腰包，完成这一场又一场近乎孤独巡演的宣传。
最刺痛她的，是某些讲座现场座位的空荡与人影的稀疏。她将这种冷清归因于自己所书写的是一个流动的、尚未被定论的中国——她并非海外常见的那类尖锐批评者，她尝试保持客观，甚至在若干处予以肯定，也因此难以被任何一方全然接纳。“他们凭什么要读你的书？”她说出这句话时，嘴角浮起一丝自嘲般的笑意。她比谁都清楚，这终究还是一个老白男主宰的战场，亚裔女性如她，始终游走在边缘。于是她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声、自我激励，那看似声势浩大的宣传，到头来更像一场自导自演的独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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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无声地滑入新的一年。我和盈依然断断续续地联系着，偶尔会谈到那两篇还只躺在待完成清单上的论文。此时她已回到国内，全心投入自己的独立研究——去年夏天我们共同的田野，于她不过是一段序曲，如今她正以此为基础，迈向更深的领域。盈时不时问我关于我们两合作文章的想法，或请我推荐更多的访谈对象。而我的回复却变得迟缓而简短。博士论文的写作吸走了我所有的精力，像一块浸透的海绵，再挤不出任何东西给予他人。我们的合作，就这样搁浅在日程的角落，渐渐被覆上一层薄薄的灰尘。
此时，我的学术之路，在我博论导师与同侪们日复一日的环绕与支撑下，渐渐显露出模糊的轮廓。独力写就的第一篇论文，最终发表在一本顶尖期刊上。随后我又将它改写为媒体版本，投了出去——没想到竟收获了许多回响，成了该期刊当年阅读量最高的一篇。
国内几所大学请我去分享我的博士研究。我在S大学举行了一场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讲座。它意外地成为了某种自我的释放。结束后，一位并非来自学术圈的听众给我留言：“很精彩。一生之中有一次这样投入地阅读和思考，也是一种至高境界。”这些零星的认可，让我感到一种几乎羞耻的欢欣。就像在黑暗中独行太久，突然听见了来自虚空的一点回声——遥远，却真实地传回了我的频率。
讲座结束后，我好几天都无法从那种眩晕中抽离。我反复回味着自己站在人群中央时的声音，皮肤上仿佛还残留着被目光灼烫的触感。我迷恋那种被注视的滋味，暗自渴望能永远占据那个被照亮的位置。
8
这时，我和盈合写的那篇书籍章节终于收到了编辑的反馈，意见冗长而细致，远远超出书籍章节应有的分量。修改建议令人却步。作为主笔，我指出编辑的意见与我们原有的论点根本相悖，况且我们手中也没有数据能支撑那样的改动。我坦诚自己无力完成这轮修改。此前三个月孤立无援独自伏案的经历也让我清楚，再次修订必将耗费巨大心力，而我将要返美完成学位、求职，已挤不出一丝多余的精力。于是我提议放弃这一章，但也补充说，因为编辑意见与盈的研究领域更相关，如果盈愿意接手修改，我之后可以协助校对并重新投稿。
“可你是一作，”她迅速回复，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理所当然，“还是该由你继续修改更合适。”
“但我真的没有时间了，”我试图解释，“马上就得回美国找工作。全文都是我写的，我在上一版也已经改过一轮了，不如这一轮由您来主导修改？”
“我马上也要在国内开展下一轮田野，”她的回复很快，几乎像早已准备好，“整个秋天都不可能抽身搞这个。如果这是一篇期刊论文，倒还值得我投入时间。”
这时正在求职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书籍章节的确如她最初所说——不过是为简历多添一行，对找工作、评职称并无实质助益。当初答应写它，是我在没有任何发表下的饥不择食；如今我已能独立发文章，更看清了这书籍章节对我毫无用处，与我的领域也并无关联。盈显然也心知肚明它的无足轻重。它突然成了一个被推来推去的存在，像一件谁都不愿接手的旧物，沉默地横亘在我们之间。
盈仍不放弃，她坚持道：“你就随便改改，别花太多精力，争取最多一周把它改完吧。”在她持续的软磨硬泡之下，我又被说服。
可当我真正打开文档，逐字审阅每一条意见时，才意识到几乎每个段落都需要调整，要重新查阅文献、梳理逻辑——那根本不是一周能完成的工作。思前想后，我再次发信息给她，每一个字都像在抵抗某种无形的压力：“盈，修改量实在太大，而我马上要回美国，百废待兴，实在没有时间继续改这个章节了。”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拒绝她。我依旧不敢对着电话说不，只敢借一行冷静的文字信息传递决心。我甚至补充说，这六千字即便最终无法发表也不要紧，未来兴许能放一部分到我的博士论文里——我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终不会白白浪费，让她不必过意不去。我似乎忘记了她对这个书籍章节的贡献，潜意识觉得她给我发过的几条微信语音“指导”和最后一轮她才上手的轻微修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她是二作，可我默认我才是这个书籍章节真正的拥有者。而那条信息，如同一颗被悄然投下的石子，却顿时在她那里漾开了我未曾预料的波澜。
我如实记下了盈发来的语音。她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一条接着一条，不容喘息地占据了我的手机，也占据了这个夜晚。那声音里有一种被压抑的尖锐，像玻璃碎片裹在丝绒里——表面上仍是柔软的，但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已经碎了。
“你说的，我都懂。”她的第一条语音就这样开始了，语气疲惫，但又异常清醒，“所以我从来都说，以你的计划为先。我们之间……说实话，我们之间相处是没什么等级的，我一直都是把你好姐妹好朋友。在田野里能遇到这样合得来的人，我真的觉得这一切真的很难得。”
她停了一下，我几乎能听到她的呼吸声。然后声音再次响起，更慢，也更清楚：
“所以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这一次，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否则以后……我们之间会变得尴尬。我最怕的就是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的话，她说得越来越快，仿佛这些话已经在她心里憋了太久：
“你说你不想弄了，我确实不想耽误你的时间。虽然我没像你那样去读很多东西，但我也是做了些贡献的。你现在决定不发了，我心里是有点不好受的。我以后是不会用这个书籍章节的内容的，但现在这些东西未来可能就到了你的博士论文里，这里面多多少少有我改的语言，有我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章节里多少有我的贡献对吧，而我又不是你导师，我们合作纯粹因为聊得来，然后有一些共同调研的机会。你也对我有很大帮助，这个我一直都是承认的。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些事情。”
然后她触到了那个真正灼人的痛点——那场讲座，她也是线上观众：
“通过我们这次合作，我也意识到想法这个东西是非正式的，很多东西是说不清楚的。说实话，上次听完你在S大的讲座，我心里其实很难受。我今儿就明确地把这个说出来，藏着也没必要。我觉得你讲座里讲的内容是有些我的想法在里面的，我这三个多月心里都很受伤，但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也说不清楚，而且我也不想把我们的关系弄坏，可我又觉得如果我们是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也不能不去触碰它。”
她的语气逐渐变得冷峻，呈现出一种划分界限的锋利：
“在我们一起做田野的过程中，我对你有影响，你也对我有影响，我一直是努力回避你想写的那些东西的，而我们最后又都要各自写书。如果只是论文那还好说，就根据贡献划分署名权。但现在这个章节如果出不来，进了你的书里面的话，那就有个credit（署名权）的问题。你的付出，你多做的那些我都承认，但你也不能否认这里面有我的付出。我也是花了好几天时间去读文献，帮你梳理论点的，但现在这个章节出不来的话，我的付出和想法就全进你的书里了。”
她的付出？我几乎要冷笑出声。我震惊于她竟如此计较。这六千字是我独自花了三个月写的，我还修改了一轮。她已拿到终身教职，目前只是回国做田野，而且编辑给我们的反馈与她的专业领域直接挂钩；而我却在博士学业最艰难的阶段，前途未卜、苦苦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还要四处求职。若她真体谅我的处境，真的在乎这个作品，为何她不能主导这一轮修改，让章节顺利提交？我从未向她提起我那三个月独自写作的艰辛，也未向她吐露过未能发表的不甘，反而安慰她不必在意。可她——只花了几日阅读文献、稍作梳理，在最后一轮做了轻微修改，竟觉得发表失败让她吃了大亏，还要一再向我强调她的“付出”？
最后一条语音，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几乎像是自言自语，却又清晰得可怕：
“我们需要认真谈一次。我觉得我们该好好聊聊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尤其是对待彼此的影响。如果要一起合写那两篇文章，我们肯定会更加深入地相互影响，很可能我们做的会越来越像。我以前没和资历浅的博士生合作过。我们都要写书，又在同一个领域，还一起做了一部分田野…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下，以后写书的话不至于撞到对方吧”
9
反复听完盈那十几条接连不断的语音，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嘴唇不自觉地重复着她的句子，试图确认自己没有曲解她的本意。震惊像冰冷的液体，从脊椎缓缓向上蔓延——随即被一种尖锐的气愤与疑惑取代：她为何如此自信地认定，我受了她的影响？我仿佛听懂了她语音表层的词句，却无法理解她思考的根基。
也许我们对学术的理解本就截然不同。我曾以为我们不过是一同走过了两三周的田野，清爽、简单，如同骤雨洗过的天空，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各自回归原有的轨迹。从我们结束共同田野之后，我全心沉浸在自己的博论世界里，忙进忙出。田野中她说过的话、分享的想法，于我而言，不过是这七年博士长路上的一段风景，一朵偶然飘过的云。我最终呈现的思考，是我与一百多位访谈者对话，是与无数同侪博导激辩，是独自埋首书堆、一字一句挣扎出来的光亮。而她却将这一切轻易归结为她的影响——这让我感到一种被轻视的刺痛。
可我依然反思着她最严厉的指控：那天我讲座中所呈现的内容，真的有她的想法在里面么？我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挪用了她的想法，却自以为原创？我反复检索记忆，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转折：哪本书为我提供了关键概念，哪次对话让我突破瓶颈，哪封邮件里的批评让我重新调整方向。我的思考之树从不是一夜长成，它由无数细小的触动、碰撞、修正累积而来，而我，是这一切唯一的见证者和编织者。
她不断重提我们初识时她对我说起的某个视角、某套理论，声称那是她过去十年学术路上艰难摸索出的心得。于我而言，那不过是我们领域中多数人皆知的共识，她却将这份共识视若独创的珍宝，郑重地、“倾囊相授”于我。
而她所担忧的一切，在我这里从未真正存在过。我们研究同一领域，都在写书，可我从不担心过彼此会“撞车”。因为我深知我每一个概念和故事背后的血脉与肌理，我知道它们不可替代的质地。每一个字、每一段叙述，都与我生命的律动紧密相连；在我的书里，我只书写我这双眼睛所看见的世界。
所以我深信，即便是同一片田野、同一个话题，不同的人终将写出不同的气息与温度。或许最根本的是，我们对“想法”的定义本就不同。我一向乐于分享思考的碎片，因为对话才能催生新的可能——这些交谈对我而言，只是灵感的种子，而非所有权的宣告。可盈，她为何仿佛将自己说过的话看作私有的资产，如今竟像讨债一般，执意要索回她曾以为的“馈赠”？
10
“你说我讲的东西里有你的想法，具体指什么？”
在我们后来那通电话里，我希望公正冷静地和她厘清这件事。
“因为我们都在做中美，又都聚焦同一个产业。”
“这难道不是领域相同而已？”
“但我认为，你最初做的是移民。是因为我做产业，你才转向产业的。”
“不，我始终在做移民。我关心的是产业中的移民，产业只是背景，从来都是。”
盈说不清楚, 她反复绕来绕去，只剩下“中美”和“产业”这几个字——可这些本就是我们最初合作的基础，是我们共同决定投入调研的原因。我们曾经因为这些相似的兴趣而彼此靠近。而现在，这些曾将我们紧密相连的共同点，却成了她坚决划出的禁区。相互影响，一个很难证实又难以证伪的说辞。
在电话里，盈的呼吸开始变得短而清晰，仿佛每一个字都挤在喉咙深处。她说起那些她独自田野时的遭遇——当她站在学术会场中，刚分享完初步研究，就有人侧过头来问：“楠不也在做这个？你认识她么？”当她访问我介绍给她的受访者时，对方毫不遮掩地反问：“楠不是已经研究这个话题很久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再做一次？”
她说她不知该如何回应，而我的名字，却在她独自的田野里无声地生长，变成她焦虑的源头。
她不断追问我，声音里带着一种迫切：将来要如何切割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思想交织，如何谨慎地避开对方的研究素材。
这对我本就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难不成还要在我们之间划分疆域规定各自的写作范围？
我停顿了片刻，回答说：“只要仍有对话，相互影响就无法避免。若真想保持清晰，恐怕只能我们先暂停往来。等到将来我们各自形成了更坚定的路径，积累了更独立的成果，或许那时……还有重新开始对话的空间。”
盈沉默了一会。随后她开口，语调冷静得像在陈述一项既定事实：“我同意。我们之间的关系本就是动态的——现阶段暂停，对彼此都更妥当。”
话音落下，听筒两端骤然安静。那沉默仿佛有了实体，如同一面突然降下的玻璃，将先前尚且交错的气息与声响彻底隔绝。那两篇曾经承诺合写的论文，此刻像脆弱的泡沫般无声迸裂。
可即便是在这样的断裂中，她依然希望我能完成那篇未竟的书籍章节。“我希望你能把它写完，把它作为我们之间合作正式结束的作品。反正未来几年都不会再一起写东西了。我跟你合作了这么久，跟你说了那么多，最后什么成果也没有，而我又不是你导师，我觉得自己很亏。”
我握着电话，指尖微微发凉，一切似乎无可挽回地走向冰冷的计算。既然都已决定走向分离，又何苦非要留下一个孩子，作为这段关系最后的证物。我最终没再碰那个章节。那句“我最在乎的是我们的关系，亚裔女性学者应该互帮互助”，如今听来，却像一只在深夜猝然跌落的酒杯——碎裂声清脆刺耳，透明的碎片四下飞溅，在黑暗中折射出零星而冰冷的光。
11
回到波士顿已是初秋，我立马扎根进我火热的生活里，忙着学业，发表和求职。查尔斯河岸的树叶正染上锈色，空气中飘着凉意与旧纸张的气息。我重新坐在我博士导师L的办公室里，每周准时出现，和她讨论我的写作和田野素材。我像一只归巢的鸟，终于找到了它可以安心梳理羽毛的角落。我要全力冲刺的完成博士最后一年。
L总是安静地听我说完每一个字——哪怕多数时候我只是在喃喃自语，含糊其辞。她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耐心凝视混沌，仿佛那才是真实本该具有的质地。她从不打断，也不急于规整我的思绪或是将我纳入某种框架明确的范式；对她而言，过早的清晰反而意味着浅薄。她让我在含混中摸索，在跳跃中捕捉自己的轮廓，我们一遍遍地讨论，去刺探我的诠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足够锋利去直插现实的核心。
我向她提起盈对我的指控，L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说：“她只在意你‘偷’了她的想法——却从未想过，她或许也拿走了属于你的田野？”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在质性研究里，想法是最不稀缺的。读读书、聊聊天，处处都是想法。但田野——田野才是真正的货币。没有它，再好的想法也只能飘在半空，永远落不了地。如果她不希望你受她影响，一开始就不应该选择和你一起做田野。”
在这之后的无数个夜里，我一遍遍地问我自己，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最后我们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我向我信任的朋友们诉说这段经历，他们的回应直接而锐利：
“她作为更资深更有经验更主导的学者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预见到一起做田野潜在的问题？如果她一开始就比较清楚地把你们的责任和分工讲出来，也不至于后来在面对潜在利益冲突时如此难堪地撕扯。可你也有你的问题，你为什么就不敢说出你的原则？别人对你情感一施压，你就让步，动作就变形。“
是的。那么多细微的不适在寂静中堆积：从一开始，我就感到那书籍章节与我的研究方向并不契合，是她说服我接下；田野中，她向他人介绍我的方式，以及我莫名承担起的助理角色，都让我疲惫，却沉默地咽下；当我独自撰写、修改章节，对她只动口不动手的作风感到失望，却只逼自己迅速翻篇，假装什么也未发生。这一切，终于在我拒绝修改、放弃章节的那一刻爆发。
“你真正在乎的到底是什么？”我最信任的朋友Adam这样问我，“你明明清楚那书籍章节毫无意义，与你的研究无关，你甚至都不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继续？就因为盈希望你完成？她软磨硬泡，你就又点头了？” 他直视着我，语气几乎残酷：“她在乎的是用这个章节证明你们合作过。而你，为什么不敢告诉她，你在乎的是质量，是学术价值？你就那么不敢坚持自己？”
“从一开始就不该一起做田野，”另一位朋友说，“博士生几乎一无所有——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唯一的资本就是田野，因为我们还年轻，有时间、有体力去浸泡其中。田野是我们唯一的资产，你怎么能轻易与人共享？”
学术合作从来不是从商务合同或法律条约开始的。它往往萌发于一阵突然的热情，一种真挚的共同兴趣，一种天真的信念——相信两个人的智慧叠加，总能超过孤身一人。于是我们兴之所至，投身其中，却从未在最初划清界限、明确分工，仿佛谈论责任、义务与回报会玷污了知识的纯粹。可问题总会浮现。当热情退去，那些曾被忽略的算计便浮出水面，像水底的碎石突然硌痛了脚底。没有清晰边界的关系，终难避免利益纠缠时的撕扯。我们都自觉是受伤的那一个。
12
后来，我越来越看清，学术圈是一座由极端个人主义和优绩主义堆砌而起的高塔。考核的压力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人人疲于自保，再也难以对他人交付时间。尽心尽责、有思想深度的好导师，早已成为稀缺物种。多数导师都忙于推进自己的项目，追求快速、可见的成果，能真正投入博士生培育的心力稀薄如纸。博士生事实上已成为高等教育系统中最廉价的劳动力，被不断地派去承担助教、上课种种杂役，却很少被引向真正深刻的思考。
若不是后来遇见我的博论导师L，我可能早已选择退学——前几位导师的敷衍与表面，让我怀疑这纸文凭的价值。而盈的出现，更让我对这座高塔彻底祛魅。她让我看见了一个表面光鲜成功的学者，内里所布满的脆弱与清贫。盈说，学术事业每一个阶段都难，只是难的方式不同。而我心想，总有些阶段更为艰难——博士生，恐怕是最难的那一段。
我和盈都在当今的学术制度下苦苦挣扎生存。
我依然会想起我们共同做田野的夏天和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盈把我当作可以交心的姐妹，在没有访谈安排的闲暇时，她会主动与我聊起私人生活。她谈起她的丈夫，一位甚至比她还有事业心的醉心于科研事业在普林斯顿工作的科学家。他们从二十岁出头出国读书开始就在一起了，但从读书到工作，他们从来都在不同的城市，一直聚少离多。如今他们之间依然有三小时多车程，只能时不时周末开车去对方的城市见面。
在我们住一起的那两三周里，我从没看见她和她丈夫打过电话。盈和她丈夫都来自同一个城市, 她曾调侃道：“真正阻止我们离婚的，是我们双方的父母。他们天天见面，每天都要凑齐一桌麻将。”某个傍晚，我偶然提起《婚姻故事》，那部讲述夫妻因追逐各自梦想而最终分道扬镳的电影。她静默了片刻，低声说：“我现在根本不敢看这种题材的电影。”
她又何尝不是将一切都献给了学术。美国州立大学的研究资金永远紧张，尤其对于社科领域的亚裔女性——能申请到资助的屈指可数。于是，在那个闷热得令人窒息的夏天，她只能自费飞回国，继续她的调研。那本由顶尖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是她过去十年全部人生的结晶。直到它问世，她才感觉自己终于被看见。而在此之前，她长久地活在与家庭催育压力抗衡中。“我公公是位有名望的教授，他说我不生孩子是一种自私。”她停顿了一下，表情骤然冷了下去，像覆上一层自卫的薄冰，“可他当年却让我婆婆放弃事业回家带孩子——他才是自私的那个人。”
她婆婆的命运或许正是她心底最深的恐惧。她与丈夫谁也不愿让步，不肯为团聚放弃名校的教职、屈就低一等的学校。“到了这个年纪，”她说，声音里浸满疲惫，却又有一种清冽的决绝，“女人唯一能够牢牢抓住的，只剩下事业。”所以她埋首研究、奋笔疾书、推动一个又一个项目，像刚刚挣得一丝话语权的人那样，急切地想要行动，想要做更多事——仿佛必须借此讨回所有那些曾被压抑、被质疑的时光。
她已将全部押在事业之上，才会视每一个想法为不容流失的属于自己的财富。
自那通决定暂停联络的电话落下之后，我与盈再未有过联系。我们并未删除对方，只是任由彼此静滞在通讯列表里，像两枚渐渐褪色的标签。连一次点赞都显得谨慎而犹豫。
这段关系未来还能重启吗？我们，还能回到那个共同照料一只小黑猫的夏天吗？
写作感想：
首次尝试第一人称非虚构写作，这个故事复杂，时间线长，对我是极大的挑战。感谢珍妮老师对我的层层拷问，让我理解了写作必须对自己绝对诚实。在学术写作之外，非虚构给了我书写复杂性，触摸日常生活纹理与命运接缝的机会。走过读博的旅途，拍拍自己，我会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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